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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君臣论治(节选)： 1. 丙午，上与群臣论止盗。

或请重法以禁之，上哂之曰：“民之所以为盗者，由赋繁役重，官吏贪求，饥寒切身，故不暇顾廉耻耳。

朕当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余，则自不为盗，安用重法邪！”自是数年之后，海内升平，路不拾遗，外户不闭，商旅野宿焉。

上又尝谓侍臣曰：“君依于国，国依于民。

刻民以奉君，犹割肉以充腹，腹饱而身毙，君富而国亡。

故人君之患，不自外来，常由身出。

夫欲盛则费广，费广则赋重，赋重 *** 愁，民愁则国危，国危则君丧矣。

朕常以此思之，故不敢纵欲也。

译：(丙午（二十一日），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。

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，太宗微笑着答道：“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，是因为赋役繁重，官吏贪财求贿，百姓饥寒交集，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。

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使老百姓吃穿有余，自然不去做盗贼，何必用严刑重法呢！”从此经过数年之后，天下太平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。

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：“君主依靠国家，国家仰仗百姓。

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，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，腹饱而身死，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。

所以君主的忧虑，不来自于外面，而常在于自身。

凡欲望多则花费大，花费大则赋役繁重，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，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，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。

朕常常思考这些，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。

”)

2.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，擢为大理少卿。

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，敕令自首，不首者死。

未几，有诈冒事觉者，上欲杀之。

胄奏：“据法应流。

”上怒曰： “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！”对曰：“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，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。

陛下忿选人之多诈，故欲杀之，而既知其不可，复断之以法，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！”上曰：“卿能执法，朕复何忧！”胄前后犯颜执法，言如涌泉，上皆从之，天下无冤狱。

译： (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，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。

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，太宗令他们自首，否则即处死。

没过几天，有假冒被发觉的，太宗要杀掉他。

戴胄上奏道：“根据法律应当流放。

”太宗大怒道：“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？”戴胄回答道：“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，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。

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 的假冒，所以想要杀他们，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，再按照法律来裁断，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！”太宗说：“你如此执法，朕还有何忧虑！”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，奏答时滔滔不绝，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，国内没有冤案。

)

3.上令封德彝举贤，久无所举。

上诘之，对曰：“非不尽心，但于今未有奇才耳！”上曰：“君子用人如器，各取所长，古之致治者，岂借才于异代乎？正患己不能知，安可诬一世之人！”德彝惭而退。

译： (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，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。

太宗质问其原因，答道：“不是我不尽心竭力，而是现在没有奇才！”太宗说：“君子用人如用器物，各取其长处。

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，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？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，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？”封德彝羞惭地退下。

)

4.二年春正月,上文魏征曰:“人主何为而明?何为而暗?”对曰：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

昔尧清问下民，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。

舜明四目，达四聪，故共、换鲧、驩兜不能蔽也。

秦二世偏信赵高，以成望夷之祸。

梁武帝偏信朱异，以取台城之辱。

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以致彭城阁之变。

是故人君兼听广纳，则贵臣不得壅蔽，而下情得以上通也。

”上曰：“善。”

译：贞观二个年春正月，唐太宗问魏征：“君主怎样做才算明智？又怎样做才会昏庸？ ”魏征回答说：“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就会作出明智的决断；仅仅片面地听取单方面的意见，只能作出昏庸的判断。

从前尧畅听民意，所以三苗的恶行被他知晓。

舜广开四方视听，所以共工、鲧和驩这样的坏人无处隐藏。

秦二世毫不怀疑地信任赵高，给自己带来了在望夷宫被赵高杀害的悲剧。

梁武帝不加选择地听信朱异，结果让自己遭受在台城被活活饿死的屈辱。

隋炀帝片面相信虞世基，落得被部将缢杀在彭城阁的下场。

因此，如果君主广泛地听取和吸纳意见与建议，宠臣就不能蒙蔽（雍，堵塞；蔽，蒙蔽）君主，并且下面的信息也会畅通地到达君主。

” 唐太宗说：“说得对！”

5.（三年夏四月）甲午，上始御太极殿，谓侍臣曰：“中书、门下，机要之司，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。

比来唯睹顺从，不闻违异。

若但行文书，则谁不可 为，何必择才也。

” 房玄龄等皆顿首谢。

故是：凡军国大事，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，杂署其名，谓之“五花判事”。

中书侍郎、中书令省审之，给事中、黄门侍郎驳正之。

上始申明旧制，由是鲜有败事。

译： 贞观三年夏四月甲午，唐太宗御 驾到太极殿（始，曾经），对一侍大臣说：“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(司，部门)，对不妥的诏令都应该提出意见或建议。

近来只顺应我的意图，却听不到不同的声音。

如果中书省和门下省只是负责传递文书，那么谁不能做呢？何必费心地选用人才呢？”房玄龄等人马上磕头谢罪。

从前的做法（惯例）是：所有的国家大事，都由中书舍人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，混杂地签署自己的名字，叫“五花判事”。

紧接着中书侍郎和中书令进行审查，此后给事中和黄门侍郎可以反驳和纠正中书省的意见。

唐太宗方才重申已有的制度，从此很少有破坏规定的事情出现。

6. 乙丑，上问房玄龄、萧曰：“隋文帝何如主也？”对曰：“文帝勤于为治，每临朝，或至日昃，五品已上，引坐论事，卫士传餐而食；虽性非仁厚，亦励精之主也。

”上曰：“公得其一，未知其二。

文帝不明而喜察；不明则照有不通，喜察则多疑于物，事皆自决，不任群臣。

天下至广，一日万机，虽复劳神苦形，岂能一一中理！郡臣既知主意，唯取决受成，虽有有愆违，莫敢谏争，此所以二世而亡也。

朕则不然。

择天下贤才，置之百官，使思天下之事，关由宰相，审熟便安，然后奏闻。

有功则赏，有罪则刑，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，何忧天下之不治乎！”因敕百司：“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，皆应执奏，毋得阿从，不尽己意。

译：(乙丑（初二），太宗问房玄龄、萧道：“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文帝勤于治理朝政，每次监朝听政，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，五品以上官员，围坐论事，卫士不能下岗，传递而食。

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，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。

”太宗说：“你们只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

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，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，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，万事皆自行决定，不信任群臣。

天下如此之大，日理万机，虽伤身劳神，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！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，便 只有无条件接受，即使主上出现过失，也没人敢争辩谏议，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。

朕则不是这样。

选拔天下贤能之士，分别充任文武百官，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，汇总到宰相处，深思熟虑，然后上奏到朕这里。

有功则行赏，有罪即处罚，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，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！”因而敕令各部门：“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，均应执意禀奏，不得阿谀顺从，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。

)

7.(六年冬十二月)上谓魏征曰:“为官择人,不可造次。

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。

用一小人则小人 矣。

”对曰：“然。

天下未定，则专取其才，不考其行。

丧乱既平，则非才行兼备，不可用也。”

译;贞观六年冬十二月，唐太宗对魏征说：“选拔官员，不能轻率和仓促。

任用一个君子，所有的君子都愿意前来，而如果任用一个小人，所有的小人都会蜂拥而至。

”魏征回答说：“确实是这样。

假如国家没有统一，那么就只看人才的才干，而不用权衡品行。

如果国家已经安定（丧，死亡；乱，战乱），那么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，就不能使用。

”

8.十三年春二月，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，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，恐非久安之道，上疏争之。

侍御史马周亦上疏，以为：“尧、舜之父犹有朱、均之子。

倘有孩童嗣职，万一骄愚，兆庶被其殃，而国家受其败。

正欲绝之也，则子文之治犹在；正欲留之也，而栾黡之恶已彰。

与其毒害于见（现）存之百姓，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，明矣。

然则向所谓爱之者，乃谪所以伤之也。

臣谓宜赋以茅土，酬其户邑，必有材行，随器授官，使其人得奉大恩，而子孙终其福禄。”

译： 贞观十三年春二月，唐太宗已经下诏书让宗室和一些大臣世袭刺史的职位，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代和现今情况不同，这样做恐怕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，因此上奏疏表示反对。

侍御史马周也上了奏疏，他认为：“尧、舜的父亲还有丹朱、商均那样的不孝子。

假如让小孩子继承职位，万一他们娇纵，老百姓就会受到他们的祸害.国家就会遭受损失。

想要断绝他们的职位，他们长辈的功劳还在；想要保留他们的职位，他们的罪恶已经明显了。

与其祸害现世的广大百姓，不如不向有功 劳的大臣施恩，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。

这样的话，原来关爱他们的行为，恰好成了伤害他们的行为。

臣下认为应该赏赐他们土地和人口，如果确实（必，确实）有才能，就根据能力（器，才能）的大小授予相应的官职，使得本人受到陛下的恩泽，子孙也享有优越的生活。

” 会司空、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不愿之国，上表固让，称：“承恩以来，形影相吊，若履春冰，宗戚忧虞，如置汤火。

缅惟三代封建，盖由力不能制，因而利之，礼乐节文，多非己出。

两汉罢侯置守，蠲除曩弊，深协事宜。

今因臣等复有变更，恐紊圣朝纲纪。

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，或抵冒邦宪，自取诛夷，更因延世之赏，致成剿绝之祸，良可哀愍。

愿停涣汗之旨，赐其性命之恩。

”正碰上司空、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意接受世袭职位，上表坚决推辞，表的内容是：“诏令发布以来，感到孤单凄凉，好像行走在春季的薄冰上；宗族（宗，宗族）和亲属（戚，亲戚）忧心忡忡（虞，忧患），如同被放置在火上的汤一样。

追忆往昔，只有三代实行分封制，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央的力量不能控制地方势力，所以因势利导，政令常常不是由中央王朝发出的。

两汉废除王侯，设置郡守。

消除（蠲，免除）了过去（曩，从前）的弊端，这非常恰当（协，和谐，融洽）。

现在因为我们的缘故又有变化，恐怕会扰乱圣唐的制度。

而且愚蠢不成器的后代，或者触犯国法，自取灭亡。

因为延续几代的赏赐，导致断绝的灾祸，实在是可怜悯的事情。

恳请能收回成命（涣，离散），恩赐子孙们性命。

”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，且言：“臣披荆棘事陛下，今海内宁一，奈何弃之外州，与迁徙何异。

”上曰：“割地以封功臣，古今通义，意欲公之后嗣辅朕之子孙，共传永久。

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，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！”庚子，诏停世封刺史。

长孙无忌又通过儿媳长乐公主坚决向唐太宗请求，他还说：“我排除千难万阻为陛下效力，现在天下太平，为什么要被任命到外地？这和迁徙没有什么分别。

”唐太宗说：“天子把土地分封给有功的大臣，这是古今共同的做法。

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后代辅佐我的子孙，共同把大唐永恒的基业传继下去。

但你们却表示不能接受，我怎么会强迫你们接受呢？”庚子日，唐太宗下诏停止世代封袭 刺史的制度。

9.十六年夏四月壬子,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:“卿犹知起居注,所书可得观呼?”对曰:“史官书人君言动,备记善恶,庶几人君不敢为非,未闻自取而观之也。

”上曰：“朕有不善，卿亦记之邪？”对曰：“臣职当载笔，不敢不记。

”黄门侍郎刘洎曰：“借使遂良不记，天下亦皆记之。

”上曰：“诚然。”

译：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，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：“你还在兼任起居郎，我可以看看你记录的起居注吗？”褚遂良回答说：“史官（此指起居郎）笔录君主的言行，详细地（备，详细）记载君主的善与恶，大概君主因此不敢有不良的言行，还没听说过君主自己看阅起居注的先例。

”唐太宗说：“我有不妥的地方，你也要如实记载下来吗？”褚遂良回答说：“我的本职工作是如实笔录陛下言行，不敢不记载不妥的地方。

”黄门侍郎刘洎说：“假使褚遂良不记载，天下人都会记载。

”唐太宗说：“确实是这样。

”

10.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，郑文贞公魏征薨。

上思征不已，谓侍臣曰：“人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。

以古为镜，可以见兴替。

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

魏征没，朕亡一镜矣。”

译：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，郑国公魏征去世（诸侯之死称为“薨”）。

唐太宗常常思念他（不已，不停），他对近侍的大臣们说：“人们用铜制作镜子，可以用来端正仪容。

把历史当作镜子，可以明白人世的兴盛衰落的规律。

君主把臣下作为镜子，可以知晓自己的得和失。

”魏征离开人世（没，指死亡），我就少了一面镜子。

11.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，上御翠微殿，问侍臣曰：“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，不能服戎狄。

朕才不逮古人，而成功过之，自不谕其故，诸公各帅意以实言之。

”群臣皆称：“陛下功德如天地，万物不得而名言。

”上曰：“不然。

朕所以能及此者，止由五事耳。

自古帝王各疾胜己者，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。

人之行能不能兼备，朕常弃其所短，取其所长。

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，退不肖则欲推诸壑，朕见贤者则敬之，不肖者则怜之，贤不肖各得其所。

人主多恶正直，阴诛显戮，无代无之。

朕践祚以来，正直之士，比肩于朝，未尝黜责一人。

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，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

此五者，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。

”顾谓褚遂良曰：“公尝为史官，如朕言，得其实呼？”对曰：“陛下盛德不可胜载，独以此五者自誉，盖谦谦之志耳。”

译：贞观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，唐太宗御驾翠微殿，问近侍的大臣：“自古以来的帝王即使统一了中原，也不能使周边的少数民族归服。

我的才能不如古人，但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他们，我自己不清楚具体原因，大家敞开心扉尽情说说你们的看法吧！”大臣们都说：“陛下的功劳德行像天和地那样广大，我们无 法说清楚。

”唐太宗说：“你们的答案不正确（然，正确）。

我能做到这样的原因，只在五个方面。

自古以来，帝王纷纷忌妒比自己强的人，而我一旦发现别人的优点，就好像自己拥有这些优点（善，优点）一样高兴。

对优秀人才来说，他们的品德和才干往往不能兼备，我常常忽略他们的缺点，而使用他们的长处。

帝王（人主，帝王）在提拔任用贤才的时候，往往巴不得把他们揣在怀里；而退弃无能之辈的时候，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推到山沟里。

而我见到贤才就会敬重他们，遇到无能之辈就怜惜他们，两类人都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君主们往往厌恶鲠直坦率的大臣，明里暗里地处死他们，没有哪朝哪代不是这样。

我登基以来，满朝都是鲠直坦率的大臣，从来没有贬退斥责（黜，贬退）过他们。

自古以来历代皇帝都看重华夏族，却轻视少数民族，只有我能做到平等地爱护他们，所以各个周边民族都像依赖（依，依赖）亲生父母一样依赖我（种落，族）。

这五个方面，就是我成就今天事业的原因。

唐太宗回头对褚遂良说：“你曾经担任过史官，像我方才说的一番话，符合实际情况吗？”褚遂良回答说：“陛下博大宽广的德行记载不完（胜，尽），却单单对以上五个方面满意（与，赞许），陛下真的过于谦虚了。”

原文：

太宗威容俨肃,百僚进见者,皆失其举措.太宗知其若此,每见人奏事,必假颜色,冀闻谏诤,知政教得失.贞观初,尝谓公卿曰：“人欲自照,必须明镜；主欲知过,必借忠臣.主若自贤,臣不匡正,欲不危败,岂可得乎?故君失其国,臣亦不能独全其家.至于隋炀帝暴虐,臣下钳口,卒令不闻其过,遂至灭亡,虞世基等,寻亦诛死.前事不远,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,必须极言规谏.”

贞观元年,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正主任邪臣,不能致理；正臣事邪主,亦不能致理.惟君臣相遇,有同鱼水,则海内可安.朕虽不明,幸诸公数相匡救,冀凭直言鲠议,致天下太平.”谏议大夫王对曰：“臣闻木从绳则正,后从谏则圣.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,言而不用,则相继以死.陛下开圣虑,纳刍荛,愚臣处不讳之朝,实愿罄其狂瞽.”太宗称善,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,必使谏官随入,预闻政事.有所开说,必虚己纳之.

贞观三年,太宗谓司空裴寂曰：“比有上书奏事,条数甚多,朕总黏之屋壁,出入观省.所以孜孜不倦者,欲尽臣下之情.每一思政理,或三更方寝.亦望公辈用心不倦,以副朕怀也.”

贞观六年,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杜正伦、秘书少监虞世南、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,召而谓曰：“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,若值明主,便宜尽诚规谏,至如龙逢、比干,不免孥戮.为君不易,为臣极难.朕又闻龙可扰而驯,然喉下有逆鳞.卿等遂不避犯触,各进封事.常能如此,朕岂虑宗社之倾败!每思卿等此意,不能暂忘,故设宴为乐.”仍赐绢有差.

贞观八年,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每闲居静坐,则自内省,恒恐上不称天心,下为百姓所怨.但思正人匡谏,欲令耳目外通,下无怨滞.又比见人来奏事者,多有怖,言语致失次第.寻常奏事,情犹如此,况欲谏诤,必当畏犯逆鳞.所以每有谏者,纵不合朕心,朕亦不以为忤.若即嗔责,深恐人怀战惧,岂肯更言!”

贞观十五年,太宗问魏征曰：“比来朝臣都不论事,何也?”征对曰：“陛下虚心采纳,诚宜有言者.然古人云：‘未信而谏,则以为谤己；信而不谏,则谓之尸禄.’但人之才器,各有不同：懦弱之人,怀忠直而不能言；疏远之人,恐不信而不得言；怀禄之人,虑不便身而不敢言.所以相与缄默,俯仰过日.”太宗曰：“诚如卿言.朕每思之,人臣欲谏,辄惧死亡之祸,与夫赴鼎镬、冒白刃,亦何异哉?故忠贞之臣,非不欲竭诚,竭诚者乃是极难.所以禹拜昌言,岂不为此也!朕今开怀抱,纳谏诤,卿等无劳怖惧,遂不极言.”

贞观十六年,太宗谓房玄龄等曰：“自知者明,信为难矣.如属文之士、伎巧之徒,皆自谓己长,他人不及.若名工文匠,商略诋诃,芜词拙迹,于是乃见.由是言之,人君须得匡谏之臣,举其愆过.一日万机,一人听断,虽复忧劳,安能尽善?常念魏征随事谏正,多中朕失,如明镜鉴形,美恶必见.”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.

贞观十七年,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：“昔舜造漆器,禹雕其俎,当时谏者十有余人.食器之间,何须苦谏?”遂良对曰：“雕琢害农事,纂组伤女工②.首创奢*,危亡之渐.漆器不已,必金为之.金器不已,必玉为之.所以诤臣必谏其渐,及其满盈,无所复谏.”太宗曰：“卿言是矣.朕所为事,若有不当,或在其渐,或已将终,皆宜进谏.比见前史,或有人臣谏事,遂答云‘业已为之’,或道‘业已许之’,竟不为停改.此则危亡之祸,可反手而待也.”

译文

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,百官中进见的人,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.太宗知道情况后,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,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,希望能够听到谏诤,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.贞观初年,太宗曾对公卿们说：“人要照见自己,一定要有明镜；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,一定要借助于忠臣.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,臣下又不去纠正,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,能办得到吗?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,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.至于像隋炀帝残暴*虐,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,最后终于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,虞世基等人,不久也被诛杀.前事不远,你们今后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,必须直言规劝谏诤.”

贞观元年,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,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；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,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.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,如鱼得水,那么天下就可以平安无事了.我虽然不算明君,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,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,以实现天下太平.”谏议大夫王回答说：“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,君主听从规谏就能成为圣明.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七人,说的话如不被接受,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.陛下开拓思路,采纳臣民忠言,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,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.”太宗称赞说得好,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入宫商量处理国家大事,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,听一听如何处理.有话敞开说,一定虚心采纳.

贞观三年,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：“近来有人上书奏事,条数很多,我都贴到卧室的墙壁上,出入时看看想想.之所以要这么孜孜不倦,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.我每当一想到治国大事,有时要到三更以后才睡觉.我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,以符合我的心意.”

贞观六年,唐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杜正伦、秘书少监虞世南、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,召见时对他们说：“我曾把从古以来臣子尽忠的事迹一一看过,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,自然就能够诚心规谏,但如像关龙逢、比干那样的处境,就不免身遭杀戮株连家人.做君主不容易,做臣子也难.我又听说龙可以驯养得听话,但喉下有逆鳞.你们就敢于犯逆鳞,各自进上奏书.常能这样,我难道还怕宗庙社稷会倾覆!每想到你们一片忠心,一刻也不能忘怀,所以设宴共享欢乐.”还给每人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.

贞观八年,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我每当无事静坐,就自我反省.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,对下被百姓所怨恨.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,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,使下面没有积怨.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,常显得心怀恐惧,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.平时奏事,情况尚且如此,何况要折面谏诤,必然害怕触犯逆鳞.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,纵然不合我的心意,我也不见怪.假如立刻发怒斥责,恐怕人人心怀恐惧,岂敢再说话!”

贞观十五年,唐太宗问魏征：“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,这是为什么?”魏征回答说：“陛下虚心纳谏,本来应当有话说.然而古人说过：‘不被信任的人劝谏,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；已被信任而不劝谏,就叫做尸禄.’但是人的才能气度,各有不同：胆小怕事的人,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；被疏远的人,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；贪恋禄位的人,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.所以大家沉默不言,应付着混日子.”太宗说：“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.我常想,人臣要劝谏,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,这和赴鼎镬被烹杀、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?因此忠贞的臣子,并非不想竭尽忠诚,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.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,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.我如今敞开胸怀,接受谏诤,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.”

贞观十六年,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：“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,但要做到实在困难.这像会写作的文士、有技巧的工匠,都自夸自己有本领,别人比不上.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、工匠来评量指责,杂乱无章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会显现出来.这样说来,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,来指出过错.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,若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,即使再辛苦劳累,怎能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尽善尽美呢?我常想念魏征遇到问题时随事谏诤匡正,多次切中我的过失,这好像用明镜来照形体,美与丑都会显现出来.”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,勉励他们也应这样做.

贞观十七年,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：“从前虞舜制作漆器,夏禹雕饰祭器,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.饮食器皿一类的小事,何必苦谏?”褚遂良回答说：“从事精雕细琢会妨害农耕,编织五颜六色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.首创奢侈*逸,就是危亡的开端.有了漆器不满足,必然要用黄金来做.金器还不满足,必然要用玉石来做.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进谏,等到已做完再劝谏也不起作用了.”太宗说：“你讲得很对,我所做的事情,如有不当,不论是在刚开始,或者是将做完,都应当及时进谏.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,有时臣下进谏,君主就回答说‘已经做了’,或者说‘已经同意做了’,终究不肯停止改正.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.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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